太原天使儿童医院

2025-12-15

 “怎么判断孩子是否有多动症”是困扰许多家长的实践性问题。这个过程不是简单的对号入座，而是需要一套科学、系统的方法来收集证据、进行分析并参照通行的诊断标准。在太原，正规的医疗机构判断儿童多动症（注意缺陷多动障碍，ADHD）会遵循一套严谨的流程，核心在于多维度信息整合和标准化工具应用。家长的角色是重要的信息提供者和观察者，但终的临床判断必须由儿童发育行为专科医生做出。太原天使儿童医院的发育行为儿科在接诊此类问题时，其京广晋多学科医生团队会采用包括家长访谈、教师评定量表、临床观察及必要的心理测评在内的综合方法，为2-18岁儿童进行全面评估，以确保判断的准确性和客观性，为后续干预奠定坚实基础。

家长在家中可以基于哪些具体行为表现进行初步观察？
家长可以对照ADHD的核心症状维度，在日常生活中进行有意识的观察记录。在 “注意力不集中”维度，关注孩子是否：经常在听课、作业或活动中难以维持注意力；经常显得听不进别人对他说话；经常不按要求完成任务（非对抗或不理解所致）；在组织任务和活动方面有困难；经常回避或厌恶需要持续脑力劳动的任务；经常丢三落四（如文具、作业）；非常容易受外界无关刺激干扰；日常活动中经常忘事。在 “多动与冲动”维度，观察是否：经常手脚动个不停或在座位上扭动；在需要坐着的场合经常离开座位；经常在不适当的场合跑来跑去或爬上爬下；经常难以安静地玩耍；经常像“装了马达一样”活动不停；经常话多；经常在问题还没问完时就抢答；经常难以排队或等待轮流；经常打断或侵扰他人。记录这些行为发生的频率和具体情境。

当怀疑孩子有多动症时，一步应该联系学校老师了解情况吗？
是的，这是一个非常关键且必要的步骤。联系老师的主要目的不是“告状”，而是 “收集跨情境信息” 。家长可以礼貌、客观地向老师（特别是班主任）描述自己在家观察到的担忧，并询问孩子在学校的表现，例如：上课时注意力是否能跟上？小动作多吗？能否遵守课堂纪律和集体活动规则？与同学相处如何？完成课堂练习的情况怎样？老师的反馈是诊断中“症状必须在两个或以上不同环境中存在”这一核心要求的重要证据。同时，可以询问老师是否愿意在后续需要时配合填写专业的行为评定量表。与老师建立合作而非对立的关系，对后续无论诊断结果如何的支持都至关重要。

在专业就诊前，家长可以准备哪些材料让评估更高效？
充分的准备能极大提升与医生沟通的效率。建议准备：一份详细的“行为观察日志”：不是流水账，而是记录近1-2周内发生的、能体现上述核心症状的具体事例（时间、地点、发生了什么、后果）。孩子的生长发育史摘要：包括出生情况、重大疾病史、各阶段（抬头、坐、走、说话）的发育里程碑时间。学业相关材料：近期的作业本、考试卷、老师的评语或联系记录，这些能客观反映学习功能受影响的程度。家族史信息：了解直系亲属（父母、兄弟姐妹）中是否有类似注意力、学习或情绪行为问题的历史。提前想好的问题清单：将困惑、想搞清楚的问题写下来。这些材料能为医生提供一幅关于孩子成长与困难的生动“画像”。

专业机构使用的标准化评估工具主要有哪些？它们有何作用？
医生会借助一系列科学工具来量化症状和评估功能。行为评定量表是核心的工具，如Conners父母/教师量表、SNAP-IV量表等，它们将ADHD症状转化为可评分的问题，通过家长和老师的填写，得出客观的分数，用于判断症状的严重程度是否符合诊断临界值。连续性操作测试（如IVA-CPT、TOVA）是一种计算机化的注意力测试，通过让孩子对屏幕上的特定刺激做出反应，来客观测量其注意力持续性、冲动控制力和反应稳定性，提供神经心理学的客观数据。智力与认知能力测验（如韦氏儿童智力量表）用于评估孩子的整体认知结构，排除因智力因素导致的学习困难，并了解其认知优势与弱势领域。这些工具相互补充，构成专业判断的客观依据。

判断过程中，医生如何区分多动症与仅仅是“调皮”或“纪律问题”？
区分的关键在于行为的动机、可控性及其神经生理基础。普通“调皮”的孩子，其好动和分心往往是有目的、有选择、可自控的：在感兴趣的事情上可以很专注；在明确的要求和后果下，能够为了某个目标（如得到奖励、避免惩罚）而控制自己的行为；行为多表现为偶尔的恶作剧或试探底线。而ADHD孩子的行为更多源于神经发育导致的“执行功能”失调，其注意力的转移、行为的抑制是困难、不自主且跨情境的。他们并非“不愿”控制，而是“难以”控制。即使面对明确后果和强烈动机，其核心症状依然会明显表现出来。医生通过深入了解行为模式、结合评估工具，可以对此进行有效鉴别。

判断孩子是否患有多动症，是一个剥丝抽茧、去伪存真的专业过程。它要求排除模仿表象的其他可能性，聚焦于行为背后的神经心理功能本质。对于太原的家庭而言，当疑虑产生时，主动踏上这条寻求专业判断的道路，本身就是对孩子负责的表现。太原天使儿童医院的京广晋多学科医生团队，具备完成这一严谨判断所需的专业工具、临床经验和多学科视角。他们为2-18岁儿童提供的不仅是一个“是或否”的结论，更是一份关于孩子认知行为特点的全面剖析报告。基于此，家庭才能从迷茫和猜测中走出，转向清晰、有针对性的支持和干预，帮助孩子更好地驾驭自己的注意力与行为，发挥其内在潜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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